在那个年代里，像点样的家庭都追求家里有“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关于“三大件”的故事，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讲过，今天单独说说家里的缝纫机。
那时候，这些工业产品在购买时都要凭票，即每家每户每年都会发一定数量的“工业券”。像缝纫机这样的重要工业品光有工业券还不够，还要在单位里排队抓阄，看谁手气好能够抓到分给单位的配额，谁才有机会购买。1971年，不知道是爸爸妈妈谁在单位里抓到了缝纫机的票，回到家里全家人就跟过年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买自行车和缝纫机要用掉很多工业券，自己家里的那几张肯定是不够的，不过那时候人们也都有办法，比如单位里某个人手气好抓到了票，其他人一看反正今年自己也不可能买了，于是也乐得把自己手中的工业券借出去，到了下次自己抓到了再从同事那里借就是了。爸爸妈妈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在第一时间和同事借到了足够的工业券，然后就是多方借钱，因为一台缝纫机要一百多块钱，在当时是接近父母两人一个月收入总和的天文数字。
这里顺便说一句当时人们的收入支出结构和货币购买力。当年爸爸妈妈都属于收入比较高的人士，一般的职工每月的工资是三十多块，高一点的在四十多块，而爸爸的工资有八十多块，妈妈有近六十块。与之对应的是，当时的物价还是比较低的，比如一块水果糖一分钱，奶油糖二分，一斤盐七分，一瓶醋一毛九，一大瓶酱油（很大的一瓶，比现在所有的酱油瓶都要大）五毛钱，一包中档的烟在两毛钱上下，高档的要凭票，一盒五毛多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供应一次，一个一两的烧饼是三分钱、一两粮票，二两的烤饼五分钱、二两粮票，一碗豆腐脑五分钱，一两油条八分钱、一两粮票。当然，这是天津的物价，北京还要便宜，因为是首都，所以供应更好一些，比如在北京一个油饼只要六分钱、一两粮票。买菜要凭票，不许挑挑拣拣，有什么算什么，最便宜的茄子我曾经连竹筐一起买到家才两毛钱（当然里面有不少烂的）。学生上学的学杂费是一学期两块钱，家庭困难的可以通过街道开的证明免交学杂费，课本免费，但作业本要自己到文具店买，一个本子五分钱，一支铅笔三分钱，一支普通的钢笔最便宜的四毛钱，钢笔水可以买整瓶的，也可以零打，自己带着瓶子一次就买几分钱的。但是由于我家里的人口多，所以最主要的支出还是在吃饭上。由于那时候家里没有任何家用电器，除了一个电灯泡之外再没有用电的设施，所以水电费总共几块钱。另一个支出的大头是房租，那年头已经没有什么人有私产房，原有的私产房已经全部充公，谁家手里要是还敢留着过去的房契，那就叫“变天帐”，发现了是要往死里斗的，不过我很奇怪的是，改革开放之后落实政策，好多人家里都能找出过去房子的产权证明来，估计保留“变天帐”的人也不少（其实我家里也留了一些过去传下来的东西，那时候都偷偷藏着秘不示人）。我家住的那间24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的房租是将近十块钱。那时我家的支出结构大体上是这样的，除了每月要交房租水电费之外，还要给奶奶和姥爷寄钱，剩下的除了吃饭就是买书，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每月都要从父母单位的“互助会”当中借钱。
凑够了工业券和钱，那天正好赶上爸爸周二工休，于是起了一个大早，带上买缝纫机的票，由堂姐夫蹬着三轮车直奔定点的商场，大约到了快到午饭的时候把缝纫机买了回来。买了这么一个“大件”，自然是全楼里的一件大喜事，于是楼里的邻居都来帮忙组装。顺便说一句，买到的缝纫机不是组装好的，而是分成几部分拉回家自己组装，这几部分包括，缝纫机头由一个大硬纸箱子装着，机架、踏板、连杆等大件零件用草绳缠着防止磕碰，其他的小零件由另一个硬纸箱子盛着，面板和机箱也是用大号的硬纸箱装着。全楼人通力协作，把这些零件七手八脚地搬进屋里，然后就有动嘴的、有动手的，按照说明图进行组装。很快一台缝纫机就组装好了。我和姐姐异常兴奋，立即跑到缝纫机前踩着踏板看连杆带动着机架上大大的主动轮欢快地旋转。
对了，说说缝纫机的结构吧，估计年轻一点的人已经不知道这个东西具体怎么用了。这种缝纫机的机头是用铰链把底座一侧固定在面板上，面板下面是机箱，不用的时候可以把机头放进机箱里，盖上机箱盖子就可以当成一个桌子。要使用的时候就把机箱盖取下来，挂在面板左侧的挂钩上，挂钩下面有一个可以旋转的木条，如果转过来支在机箱盖下，机箱盖就成为了面板的一部分，相当于增加了一块面板的面积。把机头从机箱中取出来之后，就把挂在机头上的皮带套到下面机架上的主动轮上，主动轮用连杆与踏板相联，这样踩动踏板就可以由主动轮带着机头的轮子旋转了。机头的右边是被动轮，这个轮子的旁边有一个小线轴，可以将其按下去由机头的轮子带着旋转，主要是用于缠绕底线用的。右侧靠近机轮的地方有一个圆形的盖子，上面有一道缝，缝里伸出一个小手柄，可以上下拨动以调节针脚的大小。在机架的右侧靠近主动轮的地方有一个铸铁的圆片，可以在踩动踏板的同时用右膝盖向右顶住这片圆片，这样就可以让缝纫机向反方向缝纫了。
有了缝纫机，妈妈给全家人做衣服的工作轻松了很多。这台缝纫机不用时将机头放进机箱后，上面铺上一张塑料布也成了家里的另一张桌子。妈妈这时做衣服的手艺越来越好，每到星期天都要在缝纫机前一忙就是半天。我和姐姐也出于好奇，自己偷偷学会了使用缝纫机，那时候我们玩丢沙包，那个沙包就是我们自己在缝纫机上做出来的。
到了九十年代，我到皮革公司挂职，厂里主要生产皮衣和皮包，里面的缝纫机都是进口的“兄弟”和“百福”牌进口电动缝纫机，我还曾经尝试着用过这种高级的缝纫机，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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