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不让中国喘息，在中国帮助中共，发展到今天这种局势。西方各国，都意图阻碍中国的发展，而他们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父亲。

当年斯大林既要日本打中国，又不要日本如此快速地灭亡中国，所以，他们对于这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人才，势必要在战争之后拔除，否则尔后他们的工作无法展开。

今天大家都说大陆是丢在“老总统”手里，要“老总统”负起责任，对于国人的无知、愚昧与残忍，我真是痛心。殊不知，“老总统”是众矢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就是拔除这个眼中钉，因为一旦拔除以后，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事实上，大陆是在李宗仁手中丢掉的，更是在西方列强联合阴谋之下丢掉的。固然，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例如打完了中日战争之后，官不像官，兵不像兵，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大家在这么长久的一段期间因物资的缺乏，过着极艰苦的生活之后，大家认为抗战胜利接着就是和平，没有想到，与日本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与共产党的战争却正在开始。

而且接收的人不但没有敌我意识，也没有警觉心，更没有备战的心理，而且因为一己之私，使得接收变成了“劫收”。就是这两件事情铸成了大错。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努力，可能会有一个转机，不过在一个长久大战之后，无论国家或是社会，无论政府或是军民，都处于旧的精神因素解除，而新的精神因素尚未建立的状况下，再加上八年苦战之后，人的欲望激增，力图改善生活，于是高、中、基三个阶层都变成只顾求生、谋生、改善生活，而忽略了国家的敌人就在自己身边。如此一来，西洋人达到了摧毁日本以及阻碍中国成长的目的。

父亲选择台湾是正确的，台湾虽然不大，但是以地缘战略上来说，它的位置足以控制东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再者，父亲坚持保留金门、马祖，所以他在战略的部署上，可以说既能解决现状，从大陆整齐的撤退，又足以为下一步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我不为今天台湾的乱象担忧，因为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问：当时，有好几个地方，老先生都想撤走，可是战地指挥官好像都不听指挥，例如三十七年十月，老先生想撤走东北的军队，卫立煌不肯；又例如天津撤军时，两位军长都赞成，但是指挥官陈长捷不赞成。难道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那时候好像是自己顾自己，完全不顾大局。

答：我想这个原因出在他们没有从整体来观察、分析与下达决心，也因为他们没有战略修养，缺乏勇敢的战斗员精神，以致无法下达战略的决心，当然无法支撑。

总之，如果不是父亲亲自到达地点，有所指示，往往是出纰漏的多。当时，因为我们兵力多，部队大，所以在东北先做一个外线作战，后来我们的兵力不够，父亲就改为内线作战指导，趁中共部队尚未集中之前，予以各个攻破，可是等到父亲一走，部队长又改变决定，弄到后来连战略空间都没有，只剩下战术空间，而内线作战最重要的是战略空间，结果国军就被共军包围，继而击溃。后来，父亲就赶快将东北军队撤退。

问：民国三十八年，老先生下野后，一直到复职这一段时间，因为他没有掌权，我们不做讨论。不过在这一段时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不拼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答：这些人不但不拼命，还用公家的运输队先抢救自己的东西，再加上不懂用兵，所以当时父亲一看局势不对，就先把部队撤下来，由广正面变成狭正面，再重新计划，以免部队溃散。

问：我觉得黄埔军校一至四期的学生训练不够。对吗？

答：他们是忠勇有余，但是到后来连忠勇都没有了。

问：后来投降的也是他们。尤其是从重庆到成都这一段投降的人，多是黄埔的。

答：主要是战区指挥官不争气，连士兵带的也不愿意拼命，因为目的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明知大势已去，根本不愿意拼命。指挥官下完命令就先走了，任何战区的指挥官都一样。

问：有人说，大陆为什么会丢，就是因为有飞机，大家都跑得快。过去没有飞机，大家还会英勇战斗。

答：部队人数编制又不足，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四五千人，甚至连半个师的人数都不及。

问：有的军到后期只剩下一千人左右。

答：军的番号还在。

问：有人说，老先生在那个时候的战术战略思想已经落伍（《郭汝瑰回忆录》有长篇讨论），跟不上共产党，而且旁边有那么多间谍（刘斐、郭汝瑰等），应该要为此事负责。《丁治磐先生访问记录》中提及，老先生在某些地方还是用北伐时代的那一套本领，可是当时已经不是打阵地战，也不是正规战，而是一种轻装的运动战。

答：对，但是运动战是父亲的专长，他向来是以骑兵的思想来指挥作战，而不是以步兵的思想来指挥作战的。

所以，父亲自己写了一个方程式F＝MV2C。他在写这个方程式时，并没有加上C，只是口头上提及，后来是我帮他加上去的，不过整个思想是父亲的。

F指的是FightingPower（战力），M是火力，V是速度，由此方程式可知，战斗力与火力是成正比的，而战斗力与速度则是成平方正比。

因此父亲主张与其增加火力，不如增加机动力，因为火力增加五倍时，战斗力只增加五倍；而机动力同样增加五倍时，战斗力就能够增加二十五倍。

至于C则是精神力，整个部队的火力再强，机动力再高，如果因为战斗时间太长以致缺量，或是为了急行军，或是经过几次严重战斗而伤亡严重，以致影响精神力，整个战斗力就削减甚多，甚至部队叛变，空有战斗力也没有用处，所以精神力是最重要的。

三、台湾之建军备战

到了台湾之后，我有好几次都感觉到我们的建军备战工作太过于松懈。而且高层长官对于建军备战的思考不够，干部们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举例来说，父亲要求国军实施“潜龙计划”，他说：“我们的通信路线不够完善，连有线电都暴露在地面，一定要把大电缆埋在地底。”

后来我发现，每逢过桥时，电缆就沿着桥衡走，过了桥以后再埋到地底下，而埋入地底的电缆也不够深，如果敌人打断桥梁，连通信网都会一起被打掉。这点看似小事，但是由此可知建军备战是不完整的。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装甲兵一直没有完整的射击场，所以战车无法作战斗射击，我建议过好几次，战车可以使用缩小型的电子模拟器，但是我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同时我也建议炮兵使用电子模拟器，但是也是始终没有人推动。

这是我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设备固然需要花钱，但是一旦设备做好了，就可以省下不少钱，并且可以争取时间。我始终认为，我们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节省，但是我们如果只顾着节省，而把一场胜仗省掉了，反而是最不值得的事情。所谓军事战略，重点就在于此，而军事战略则要根据野战战略来决定。

父亲发明“三角形攻击战斗群”的观念，要陆军加以研究后做一次演习。演习期间，每个师都要派代表去观摩，事后还要开检讨会。

那天官邸突然来电话，要我一起去看演习，我就先到士林，然后和父亲同行。演习地点在林口台地附近，父亲一到达，就发现有一个部队站在水塘里面，父亲看了就问：“为什么那个部队站在水塘里？”

他们解释说：“这是按照一般状况的需求，因为另外两个第一线部队已经摆好了，所以第三个部队非放在水塘不可。”父亲一听就哈哈大笑，我心想：“事情坏了。”

果不其然，父亲说：“这简直是笑话嘛！我跟你们再三地说过，三角形不一定是正三角形，前面两个部队摆定后，第三个部队可以放在前后左右任何一个地点，这个地点要依状况而定，而状况包括敌情与地形，你们怎么能把部队放在水塘里呢？”

所谓“三角形攻击战斗群”，与其称为三角形，不如称为三边形，因为重点不是在于“点”，而是在于“面”。

基本编组为三角形者，应变性大而且灵活，所以很容易变成整个正面向右或是向左，或是继续增援第一线，或是变成向右梯形、向左梯形，即使是没有战场经验的人，也不会将第三个部队放在水塘里。结果父亲连演习也没有看就走了，并交代指挥官研究好后再找人去参观。

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话：“德国的将校没有看英国的《泰晤士报》。”

这句话看似平常，但是事实上他是指军事单独者无法称霸，一定要将整个国家的力量通盘运用。父亲也曾经给予我们相似的指示：过去国家的力量分成两种，即政略与战略之区分，今后要分成四种力量，即政治、经济、心理、军事，如此国家战略计划的编号才能统一，不仅归档容易，下令容易，做全国计划时也不会遗漏。

军事虽然放在最后，但是等到全国运用时，就要放在前面来说，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此政治为广义的政治，包含政治、经济与心理。

父亲提出这个观念之后，并没有再加以解释。

有一年，魏德麦将军来华访问时，父亲要“国防部”做简报，哥哥那时是“国防部”部长。魏德麦将军听完简报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武力为中心之思想总体战’这句话应该如何解释，是国家预算三分给军事，七分给政治，还是人力或工作上的分配，总要有使用上的具体说法才是。”

结果哥哥就朝参谋总长看，参谋总长就朝次长看，但是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哥哥一半发挥机智，一半对我有所考验地说：“蒋代厅长（那时候我是第三厅代厅长），你直接用英文向他说明一下好了。”我就以平时的战略研究为基础，向魏德麦将军说明，后来我也向父亲报告，父亲非常赞许我的看法，并且还以我的说法作为统一的说法。

我与魏德麦将军是多年朋友，他也知道这个原始理论是波兰大学的历史系教授MaxWerner所提出的，MaxWerner认为政、军二区分已经不管用了，所以提出政、经、心、军四区分的看法。

MaxWerner这位教授对于欧洲战略状况的发展时常有公开的分析报告，也批评波兰国军建军方向与部署上的错误，前者属于军事战略，后者则是野战战略。

波兰政府不能容忍这个人，就把他驱逐出境。于是他就带着全家老小到美国，以贩卖报刊度日，同时也不断写作。

他写了四本有关战略的重要书籍，被五角大厦发现，收购了这四本书的版权。

他在书中剖析了欧洲的地略，认为东西欧之间只有一条通路，这条通路就是波兰，上有东普鲁士，下有捷克，捷克古名为波西米亚，地形很像一把匕首，如果某一端被一方所控制，那一端就成为刀把，另一端就变成刀尖。

如果捷克落在东欧之手，西欧就会被剖成南北两部，如果落在西欧之手，也能将东欧剖成南北两端。

作战时先打一端，再打另一端，既可节约兵力，又可达成目标。这条通道既然经过波兰，所以波兰是决胜的地点，而且也只有波兰平坦的地形，比较利于大军作战。

再往南边靠近希腊，多属山地地形，就不适合大军作战了。因为波兰的重要，所以显得东普鲁士的重要，更显得波西米亚的重要，所以希特勒要先取回捷克的边缘地带———苏台登区，也就是我曾经参与过的战役。

德国本来就拥有东普鲁士，在攻占捷克之后，波兰竟将大军退向东北、东南方，如果德军从两边进行钳型攻势，波兰军队就无法撤退，所以他认为德军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将波兰灭亡。

他曾经劝告波兰国防部，但“国防部”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波兰的战略预备队位置也太过于前方，后来德军进入波兰时，确实是三个钳型攻势，最后以华沙为目标，一举拿下波兰首都。

MaxWerner又提出剩下的一边如果亲西方，西方同盟国对于波兰如此重要的战略地带应妥善处理，军队应在德军进入波兰核心之前，拖延德军的攻势，另派一支快速部队赶上德军的先头部队，将部队挡住，并从匈牙利开进一支部队，往北插进波兰，挡住德军的去路。

后来他又提出应该在匈牙利派兵往北插进，将俄军挡住，不让俄军深入波兰，进而侵入西欧。这些事情是MaxWerner早年提出的看法，他在最后一本书上写道：同盟国可于一九四三年胜利，如果不将一九四三年定为一个目标日，战争就应该持续到一九四五年，让德国与俄国消耗国力，到时同盟国进攻，俄国问题就不会产生。

MaxWerner到了美国之后，曾经提出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将心理与政治合而为一，不再单提一项，美国政府也几乎接受。

我和魏德麦将军研究过这一个问题，他未置可否，可是我与父亲研究时，父亲很坚定地说，心理力应该单独成为一个力量。固然政治里面包含心理，经济里面未尝没有心理，军事里面更应包含心理，也可以先做一个心理战略的指导，让政治、经济、军事配合心理的需要。

例如说，黎巴嫩发生危机，美国的地中海舰队就到黎巴嫩附近的海域进行一次演习，黎巴嫩的战争危机便可因此而消除，显而易见，这是以心理力的运用为主，来指导军事的配合。

所以父亲最后决定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为四大国力。后来我又把这个观念告诉魏德麦将军：政治、经济、军事包含心理，而心理也可以处于主导地位，由政治、经济、军事加以配合，心理力仍然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力量。

何况心理力是促成国家发展的力量，透过教育、社会而形成国家发展的方向，否则，如果方向有错误，整个国家的发展也就危险了。就好像现在的台独一样，政府没有从心理上的诱导着手，使全国民能够有一致的方向。

父亲非常重视MaxWerner的主张，并且要我们加以研究。我在三军大学时，曾经安排MaxWerner来华访问，没想到他在成行就之前去世了。

我在做简报时又说：“三分军事，不能只看成纯物理性的人力与物力区分，一般说来，既然是四大国力，应该各占百分之二十五，而政治、经济、心理作广义的政治来解释时，应占百分之七十五。

不过，如果政治、经济、心理的战略有错误或是遗漏，还可以重新补救，唯有军事一旦失败，就没有补救的机会了。因此，要把政治、经济、心理等广义政治之中的百分之五放在军事上，让军事变成百分之三十。”

所以我向魏德麦将军说：“Thirtypercentmilitaryeffort，”这是一个哲理性的区分，而非物理性的区分。

那次幸好有我解释并翻译，否则还真不好解决问题。

我翻译完后，还向哥哥说：“报告部长，这样翻译可不可以？”

当时因为在座有很多长官，我这个代理厅长也不能够过度表现，如果哥哥要推翻我的说法，他也可以自己说，如果他说不出来，也只有接受我的说法了。

后来，等到魏德麦将军参观完后，我单独与他聊天时，他说：“我所听到的战争指导的说法，能够用一句话包含整个意义的，你父亲是第一个人，比卢敦道夫当年的理论还要透彻。”

父亲担心我们还不够重视军事的重要性，所以他又说要以武力为中心，军事战略的重点在建军备战，不是野战战略，但是要以野战战略为基础，以武力使用构想来建军，不能像波兰一样，骑兵拿着标枪去对抗敌人的战车，虽然勇气可嘉，但是毫无作用。建军的明显错误，使部队走上死亡之路，军事战略要对此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