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他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之列，反而推辞：干不了这个工作

1969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落下帷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一份重要的名单正静静地躺在一位开国少将的案头。这位军人，曾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又为稳定地方局势立下汗马功劗。然而，当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在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候选名单上时，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老干部被打倒，国家正急需有能力的干部挑起重担。但这位将军却在得知提名后，主动找到两位老首长推辞。他说：＂我干不了这个工作！＂这让人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考虑，让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少将作出如此决定？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

从军旅到地方：一位开国少将的特殊使命

1948年深秋，淮海战役打响之际，时任华东野战军第12军35师师长的李德生正带领部队在徐州外围构筑防线。这支部队在他的带领下，以巧妙的战术设伏，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加强团，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争年代里，李德生率领的部队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领部队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少将中年纪最小的将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李德生走上了更重要的岗位。从副军长到军长，他始终坚持在军事一线。1958年，他主持制定了一套科学的战术训练方案，这套方案在全军推广后，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实战能力。

1967年，一场特殊的任务等待着这位军中老将。当时的安徽省，各地武斗事件频发，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中央决定派遣军队进行＂三支两军＂工作，李德生临危受命，率领12军进驻安徽。

在安徽期间，李德生采取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他没有贸然采取强制手段，而是让战士们组成人墙，将对立的群众组织隔开。更重要的是，他把战争年代的政治工作经验运用到了地方工作中。

李德生亲自带队深入基层，和各派群众代表逐一谈心。他常说：＂解决问题要像解开纽扣一样，找到结症，一个一个地解开。＂在他的耐心调解下，安徽多地的武斗局面逐渐平息，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

1968年春天，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德生被任命为主任。他一改过去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提出要＂用脑子而不是用拳头解决问题＂。在他的主持下，安徽省的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一些停产的工厂重新开工，农村的春耕生产也有序展开。

到1969年初，安徽的局势已经明显好转。李德生在安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正是这段特殊经历，让他从一个纯粹的军事指挥员，逐渐成长为既懂军事又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命即将到来，这个任命不仅让这位开国少将感到措手不及，也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突如其来的重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名始末

1969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279名中央委员，李德生名列其中。就在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一份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送到了与会代表手中。

这份名单的产生经过了严格的程序。按照组织程序，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人选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类是上一届未被打倒的老同志，这些人大多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第二类来自文革小组，他们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类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在军队系统有重要影响力；第四类则是从各大军区、军兵种和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中遴选。

在初选阶段，候选人名单共有29人。经过多轮讨论和酝酿，最终确定了21位委员和4位候补委员的建议名单。这个名单的构成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其中老同志、中年干部和新涌现的年轻干部各占三分之一。

在这份名单中，李德生被列入候补委员的候选人之列。当时，他刚满53岁，按照年龄划分属于中年干部的范畴。作为安徽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他完全符合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基本条件。

然而，政治局成员的遴选不仅看重职务，更注重党内资历和影响力。当时的具体选拔标准包括：在党内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在群众中的威望、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那个特殊时期，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被打倒后，党中央更加重视选拔既有能力又有威望的干部进入最高决策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贤权也因在青海支左工作中表现突出，被列入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名单。这反映出当时中央在选拔高级干部时，特别重视在实际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干部。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即将召开。会前，中央要求与会代表对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进行认真讨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程序，因为政治局是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讨论和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德生找到了许世友和陈锡联两位老首长。这两位都是他在战争年代的老上级，也都在这次的委员候选人名单之列。他向两位老首长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希望能够推辞这个提名

＂我不够格＂：一位将军的谦逊与担当

1969年4月28日的下午，北京饭店307房间内，一场特殊的谈话正在进行。李德生拿着那份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向许世友和陈锡联两位老首长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我在安徽的工作还没做好，现在就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实在不合适。＂李德生说。他列举了三个具体原因：第一，自己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高，对马列主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第二，在党内的资历尚浅，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经验；第三，安徽的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需要继续抓好落实。

许世友和陈锡联都是李德生在华东野战军时期的老长官。许世友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则是华东野战军第12军军长。他们对李德生的为人和能力都非常了解。

谈话中，许世友回忆起了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的一个细节。当时，李德生率领35师在徐州外围设伏，歼灭敌军一个加强团。战后总结时，李德生不仅详细分析了胜利的经验，还一一指出了战斗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给许世友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锡联则讲述了1958年的一件事。那年，李德生主持制定战术训练方案时，多次深入基层部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形成的方案不仅符合实战需要，还特别注重减轻基层负担。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全军上下的一致好评。

面对李德生的推辞，两位老首长都表示理解。许世友说：＂你在安徽的工作确实还没完全结束。＂陈锡联也认为：＂安徽的情况特殊，需要有经验的同志继续抓。＂

随后，许世友和陈锡联向中央汇报了李德生的想法。他们着重强调了三点：第一，李德生在安徽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局势仍需进一步稳定；第二，他本人确实还需要时间积累更多工作经验；第三，他主动提出推辞，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

这件事很快传开，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说：＂像李德生这样的同志，越是组织上要提拔，他越是考虑工作需要，这样的干部值得信任。＂也有人说：＂能够主动推辞重要职务的干部不多见，这说明他对自己要求严格。＂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李德生的这个决定显得尤为难能可贵。那个年代，不少干部因为各种原因被打倒，能够被提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机会。然而，李德生却选择了主动推辞，把工作需要放在个人进步之前

推辞背后：一份特殊的历史责任

1969年4月29日，九届一中全会正式召开。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尊重了李德生的意见，同意他继续留在安徽工作。这个决定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谦让，更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责任。

在安徽，李德生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的要复杂。1969年春季，安徽多地仍存在不稳定因素。合肥钢铁厂的生产尚未完全恢复，芜湖港的货物吞吐量仅达到往年的六成，农村地区的春耕生产也面临诸多困难。

李德生采取了一系列务实举措。首先，他带领工作组进驻合肥钢铁厂，亲自协调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在他的努力下，工厂于1969年5月实现了全面复产。这个成功经验随后在全省推广，带动了其他工厂的复工复产。

在农村工作方面，李德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工作方法：军队支农与群众自救相结合、政治工作与生产指导相结合、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相结合、当前安排与长远规划相结合。这套方法在凤阳县试点成功后，很快在全省推广。

1969年夏季，安徽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洪涝灾害。淮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受灾严重，农作物大面积受损。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李德生立即组织省军区部队参与抗洪救灾。他提出＂防汛和生产两不误＂的口号，在组织抢险的同时，也注意做好灾后生产恢复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德生在处理基层矛盾时采用的方法。他在定远县设立了＂群众工作联络站＂，派驻工作组深入农村，及时了解和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这个做法不仅有效化解了基层矛盾，还为日后的农村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69年秋季，安徽省的工农业生产形势明显好转。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粮食总产量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印证了李德生当初推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基层干部的培养方面，李德生格外用心。他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基层干部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他还创办了＂基层干部培训班＂，系统培训县、乡两级干部。这些举措为安徽省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基层干部。

到1969年年底，安徽省的社会秩序已经基本稳定，经济生产逐步走上正轨。李德生在安徽的工作实践，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实际问题，更为后来的改革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军人展现出的担当精神和务实作风，为历史留下了特殊的一笔

岁月印证：一个决定的历史回响

1970年初，中央对李德生推辞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事进行了专门总结。这份总结材料记录了三个关键细节：第一，李德生在接到提名通知后，立即向组织表达了推辞意愿；第二，他提出的理由切实可行，体现了对工作的责任感；第三，他的决定为党的干部选拔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这份总结材料在随后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引起了广泛讨论。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这个案例具有典型意义。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干部说：＂李德生同志的做法，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另一位来自陕西的代表则指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1970年春节过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研。工作组在安徽各地走访了一个月，详细了解李德生主政期间的工作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安徽省在1969年下半年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业生产全面恢复，农业生产稳步提高，社会秩序明显改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德生在安徽推行的一些工作方法获得了实践检验。例如，他创立的＂群众工作联络站＂制度，不仅在安徽行之有效，还被其他省份借鉴推广。他提出的＂四个结合＂工作方法，也成为当时农村工作的重要经验。

1970年5月，中央召开专门会议，总结推广安徽的工作经验。会议认为，李德生在安徽的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工作路子。尤其是他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为各地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这次会议还特别提到了李德生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1969年夏季淮河流域发生洪涝灾害时，他提出的＂防汛和生产两不误＂方针，既确保了防汛安全，又维持了生产进度。这种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

1970年下半年，全国多个省份派出考察团到安徽学习。考察团成员普遍反映，安徽的经验最可贵之处在于切实可行、易于操作。尤其是在基层干部培养方面，李德生创办的＂基层干部培训班＂模式，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

1971年初，中央对各省的工作进行年度总结时，专门提到了安徽的经验。总结指出，李德生同志1969年推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留在安徽的工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案例也成为后来干部选拔工作中的重要参考。

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个决定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印证。安徽的工作经验被不断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而李德生推辞重要职务的做法，也成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