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与世界的私人联系，这种联系是有韧性的、有温度的、谁也不能剥夺的关系，诗人西川在年底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这样说。这份盘点也是如此。在变幻动荡的世界中，文学帮助人们理解自己的生存与情感，以一种充满韧性与具有温度的方式。

河流，在下述几位女作家的写作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生命体验与时代景观。王安忆《五湖四海》的故事发生在淮、浍、涡三河交界，林白的《北流》基于广西北流河，周嘉宁的《浪的景观》与上海苏州河有关，西西的《白发阿娥及其他》提到了女性身体里的隐秘水域。

香港作家西西在这个12月离开了我们。她的简体版《白发阿娥及其他》是出版于今年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从宣统年间生活至今的白发阿娥的生活现状。阿娥的生活伴随着时代的波动，她远离家乡，重新开始，经过了艰难的二十年，但这些都被西西轻轻掠过——世界的巨变体现在钱币换了皇帝头像，楼下的杂货店换成了超级市场。与追随大时代弄潮儿轨迹的写法不同，西西写的是一个过时人物尤其是老年女性的生命经验与内心世界。如今她老去得像一只失去触角的蜗牛、一件吐出所有螺丝和弹簧的古老时钟，但有些事物还是没有变，她还记得年少时如何发现身体的奇异水域，那像一条运河，定期泛滥使她滋润、富有生命力，而且是她的兄弟所没有的，因而是只属于女性的独特领域。在《北流》中，林白也写她与弟弟喜欢玩“生小孩”的游戏，姐姐扮演分娩的女性，弟弟是被生出的新生儿，姐姐一遍遍生出弟弟，用这种游戏来模拟想象人诞生的过程。

在今年出版的《浪的景观》中，周嘉宁描述的浪潮发生在2000年前后，那时的年轻人正处在面向未来的关键节点，他们迷惘而热烈地涌在潮流之中，像在浪尖上划出曲线的选手。以书中的譬喻来说，人们的处境就像是置身于通向浦东的江底隧道，不知江水正向哪个方向涌来，直到开出隧道，见到了见过无数次的、雾气笼罩的对岸。而最终有些人能够在夜里跳上充气艇，在苏州河上无人阻拦地划行，虽然最终去不了很远的地方，但也看到了一些风景。雾气笼罩中的河流，为深陷都市的人们贡献了一个浪漫的出路，而不是浪漫的消费场所。

《劳动者的星辰》通过漂泊在大城市劳动者的自述，展现了农民工、月嫂、家政工的内部生活，这些自述既让人亲切，又令人不安，亲切的是这些写作具有身体性与动手感，与大地和人间有着深切的联系：他们懂得粉条制作的工序，知道做樟木箱子如何从大树上剖板，也了解棉花上的棉铃虫如何祛除；而不安也在于充满经验的劳动者面对文明过度的市民、距离常识太远的生活，时而发出的犀利的批评，人生经不起反悔、不能做错选择的焦虑也在文间传递。

比劳动者更年长、也经历更多的是年届七十的记录者秀英奶奶，《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是她的第二部图文集，在当中她回顾了村庄和家人的往事。以个人的角度记录大历史是富有深意的，秀英奶奶认为自己文化浅，许多表达都不能明白，但说到身不由己的姐妹，她说的是“环境把人箍住”，想起为了儿女夜不能眠的自己，她说的是“思谋”。秀英奶奶的写作与更多默默在厨房、田间记录人生的女性写作相同，就像学者张莉评述杨本芬的《秋园》时所说，用片段、破碎的方式讲述时代在个人命运落下的烙印，这是属于女性书写的方式。

从秀英奶奶对方言词语的运用，也可联想到林白《北流》所附的词典别册。在这个词典里，热头水是太阳雨，下午是昼宴，合心水是满意，入吃是和睦，这些土语展现了圭宁的生活，也提醒着那些已出走家乡的人，那些改说更标准、更高级话语的人，不要忘记你曾这样生活过。

健康或疫病是本年度的关键词，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作《瘟疫之夜》也是从1901年瘟疫悄然蔓延的奥斯曼帝国的某个虚构海岛讲起的。帕慕克在小说中重点描述的是瘟疫蔓延时不同人群的心态变化，正因为不同群族、阶级的人有着迥异的心态和倾向，疫病不再只是医学试图克服的对象，而演化为政治阴谋、民族与宗教纷争的焦点，这也是各种防疫手段引发争议、阻止瘟疫蔓延变得异常困难的原因。

本年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是爱与金钱的关系。

今年二月，作家张洁去世，她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作为“文革”后第一篇触及婚外情题材的作品，开启了新时期的“爱的话语”——爱本身就是对勇敢的向往和对自由的呼吁，这篇作品也被学者称赞为“生命战胜了历史掠夺”。在张洁离世的这一年，人们对爱情的想象也在发生某种变化。

讲上海话的电影《爱情神话》一度引发热议。批评者指责电影虚构了情爱乌托邦，更过分的是，徐峥饰演的男人和几位美丽女性的情感纠葛建立在有钱有闲的生活以及资产——一栋上海内环的老花园洋房之上，距离普通人太过遥远。辩护者认为，应当对基于生活的浪漫与幽默更加宽容，看到人物的稳定舒适，也要看到他们的下坡路和不得已。将所有的留恋情谊都当成严肃打击的对象，会让人们陷入清扫一切乃至人生的狂热中。

从这次围绕《爱情神话》的讨论中浮现出的一个题目是，有一栋内环房子的男子究竟算不算失意？同样对准大城市的房子与爱情，电视剧《心居》由滕肖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外地媳妇想要买房，因为她相信，有了一套房子，就能摆脱无根“浮萍”的生活。贯穿于剧集的生存真理也与房子有关：房子不仅是落脚之处，更是人的生活、尊严、前途总体打包的呈现。中产成功人士上“杠杆”买到了内环大房子，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失落文艺青年”与父母挤在杨浦区的弄堂老房子里——杨浦区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卖豆浆油条的早点铺还有打麻将的“麻友”是着重展示的中下层景观；主角四代同堂一家五口住在小区，虽没有电梯但足够宽敞，还有富余的公共活动空间，正在内环豪宅与杨浦弄堂的“一天一地”之间。房子的地段、房型、朝向、学区配套不仅构成了角色的身份证，甚至成为了其人品是否清白、感情是否纯真的佐证。

关于房子与人格，今年的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也在作品中提到，婚后住在“资产阶级大房子”里的她与挤在杂货店咖啡馆二层的她，几乎是两个人。她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成为了将现在这个女人与过去那个女孩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随着他们的去世，她与旧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摘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她在瑞典时间12月7日的演讲中回忆了自己是如何开始创作的，也道出了她的创作动机，“我写作是给我这种人报仇。”写下这句话时，她正在鲁昂大学文学系读本科，之所以选择文学专业，是因为她认为文学有比其他东西更高的价值，是一种能将自己投射到福楼拜或伍尔夫小说中的生活方式，“我无意识地认为文学是跟我出生的社会阶层截然相反的一大片大陆。”

少女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当她终于进入文学专业，既确信母亲是爱她的，又觉察出一种不公平——母亲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她有机会聆听柏拉图。埃尔诺使用的语言不同于经典作家使用的文雅法语，而属于大众法语，她书写自我、过往以及家人的方式也引发了诸多讨论。学者袁筱一认为，埃尔诺的自我书写不是自我暴露，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有勇气战胜接近事实时的种种屏障。诗人欧阳江河评述，婚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级的安妮·埃尔诺怀着羞愧、羞耻与背叛感，用父母使用的大众法语找回了父母活生生的感觉。安妮·埃尔诺系列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女孩的记忆》中文版今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度的布克奖授予了以鬼魂角度书写斯里兰卡内战历史的作家谢汉·卡鲁纳蒂拉卡。他的作品《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以“头七”为概念，从主人公死后在一个天堂签证办公室醒来讲起。他在访谈中坦陈，之所以讲鬼故事，是因为这样可以更有勇气。这部小说更早的版本名为《与死者交谈》，于2025年在印度首次出版。

在采访中，卡鲁纳蒂拉卡说，他最喜爱的布克奖作品是同样叙述死后世界的乔治·桑德斯的《林肯在中阴界》。值得补充的是，本年度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提名的所有作品，不管是日语、汉语、挪威语、西班牙语还是印地语，主题皆为“创伤”，其中就包括揭示印巴分治创伤的《沙之冢》，以及讲述启蒙时代的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雅各布之书》。

2025年的龚古尔奖由法国作家布里吉特·吉罗凭借小说《活得太快》捧得，这是一部自传小说。小说讲述了丈夫在摩托车事故丧生之前的短暂时光。2007年，布里吉特曾凭借《爱情没那么美好》获得龚古尔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201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

八零后韩国女作家金爱烂的系列作品被引入国内，不仅包括此前出版过的小说集《滔滔生活》（原译名《噙满口水》），还有《你的夏天还好吗？》等多部作品。在文学里，贫困现实是常见的，金爱烂将窘迫的细节放大到无法忽视的地步：在半地下室租房的姐妹有一架会发出巨大声响的钢琴，补习学院上课的女教师疲惫地瘫在地铁上，回忆起在考试院生活的日夜。缺少选择和命该如此，这是金爱烂笔下贫困的表现，无论人们多么挣扎，或曾看到过一丝光亮，仍不得不面对梦想黯淡的终局。物质生活是这样，温情与幸运的感觉也是如此。在此之上，金爱烂描摹出了女性贫困的特点：身为女性的“我”曾在逼仄环境中因一丝温情幸存，后来怀着温情滋养出的敏感应对坚硬的现实，努力地活下去。

韩国作家郑宝拉的《诅咒兔》今年入围了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中译本同年出版。布克奖评审称，郑宝拉的小说混合了恐怖、幻想、超现实等多重元素，展现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真实恐怖与残酷。在近日的一段采访里，郑宝拉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史——在28岁时，她因卵巢囊肿流血至不能站立，想要去看医生，但母亲说，不行，你还没结婚，所以不能去看妇科。她认为这是非常“韩国”特色的、与女性生殖有关的禁忌，她从未想象过自己的故事可以向韩国之外的读者讲述，她只是在讲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