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走到台前。

公开资料显示，杨维骏192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协助劝说卢汉起义；1949年至1959年，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恢复工作，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此后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卸任；1993年至1998年，任云南省民盟副主任；1998年，离休。

2010年12月21日，新京报刊发《云南副省级退休官员开道带村民上访》，报道杨维骏“公车上访”事件。

“快一百岁了”

2019年10月21日下午四点半，97岁的杨维骏刚输完液，从昏睡中醒来。几个小时前，杨维骏和老伴吵了一架。

因为半年前摔倒受伤，他每隔一阵就要到医院挂水。这天，因为扎针位置的问题，杨维骏和老伴儿拌了几句嘴。老伴儿王婉琦身体也不好，她提到自己生病，都是因为杨维骏反腐害上的。就这么一句，触到了杨维骏的“底线”。他说，不和“反对我反腐的人”回家。老伴怄气走了。

一觉醒来，杨维骏仍未消气，他梗着脖子，“大是大非问题，我怎么能退让，说我反腐错了？”

身为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也是凭着这股倔强，成了云南官场的“异类”，继而为大众所知。

见杨维骏并不容易。他居住的金牛小区2区，坐落于昆明市中心，一溜的橙白色独栋别墅，住的几乎都是副省级以上高官。这里门禁森严，事先预约，到达小区门口后，须由主人通知保安放行，来人才可进入。

近两年，随着身体每况愈下，杨维骏和老伴住的这栋三层别墅，明显冷清了许多。

杨维骏微弓着背，坐在客厅的米色皮质沙发里，衰老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向老人的每一处肌体蔓延。

冯清回忆，五六年前，杨维骏腿脚还灵便，常常下到云南各个州县了解民情，虽已年过九旬，依旧坚持每天游泳一小时。就在两年以前，杨维骏每隔一周都要到小区1号门左侧的打印店，请店员打印材料，再帮忙发在博客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但这两年，衰老不容许他再做这样耗损精力的事了。

早上6点醒来，杨维骏必须在保姆的照料下穿衣、洗漱、下楼。吃了早点，他会在屋子里转转，活动下筋骨，有客人来，他就坐着与人谈话。中饭后睡了午觉，他再走动一下，继续会客。傍晚，要是天气好，他就让保姆推着自己出门，到家对面的鱼塘散散步，为了锻炼身体，杨维骏有时让保姆坐在轮椅上，他来推。等天色暗下来，他再回家，和老伴开了电视，一人占据一个沙发，看新闻联播、电视剧，到11点半才熄灯上楼。

这样的作息看似规律，王婉琦其实暗地里捏着一把汗。

由于脑供血不足，要是没人与他说话，杨维骏常常坐着坐着就昏睡过去。“也许闭上眼睛就醒不过来了。”王婉琦压低声音，皱着眉头。谈话间，杨维骏眼皮耷拉下来，微张着嘴，沉默被呼噜声取代。

退休高官反腐

当年12月17日，已经88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轿车，领着两辆破旧的面包车，驶进了云南省政协的大院。他带着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的12个失地农民，准备向政协信访处上访，但领导办公室人去楼空，只好空手而归。

杨维骏事先得知，由于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强推“全域城镇化”，福海社区三千多村民世代耕种的1800亩良田被政府强占，房屋遭强拆，不少无家可归的老人租房受阻，只能住到猪圈，一个92岁的老妪不堪煎熬跳鱼塘自杀。此事始终没有得到处理结果。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至云南任省委书记时，杨维骏已经从云南民盟离休三年。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白恩培上台后力主的“一湖四片”造城运动，挑起了杨维骏紧张的神经。2014年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杨维骏回忆，当时中央提倡“又好又快发展”，白恩培却主张“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

杨维骏屡次劝谏未果，还因为“党外人士”的身份，被剔除出了每年两次的省老干部座谈会的名单。

被告人白恩培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几年前，某个驾驶员传出话来，说有人准备在他去泳池的途中制造车祸。

王婉琦说，有天凌晨四点，有不明人士爬上阳台撬锁，“咔嚓咔嚓”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她向公安报了案，从此，物管在她家斜对面增设了个岗亭，保安从每晚8点值守到早上6点。

但杨维骏似乎对这些都不以为意，“我想到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大官，他违反党纪国法，我就是站在维护党纪国法这边。”

在家仇国恨里长大

杨维骏多次对人说，自己是在家仇国恨里长大的。

他的祖父母都是昆明城里的贫民，靠帮人挑水和缝制帽子度日。杨维骏的父亲杨蓁自幼学习刻苦，后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高级参谋。杨维骏三岁时，父亲杨蓁死于军阀范石生之手。

尽管父亲早逝，但杨维骏从小就从母亲那儿听说父亲的许多事迹。父亲爱兵如子，爱民如子，不准长官打骂部下，发动士兵种蔬菜种稻谷，成立士兵食堂，任滇中卫戍司令时，曾连夜率兵从土匪手中救回被掳掠的村民。

“从小我母亲就讲给我们，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从小就爱国爱民，同情贫穷的老百姓。”杨维骏的会客室正中，至今还悬挂着父亲赞颂辛亥革命的碑文拓片。

父亲死后，为了躲避军阀的迫害，杨维骏和家人去了上海。在十里洋场，杨维骏既目睹了列强的趾高气扬，也见证了保家卫国的新思潮。

随着时局恶化，日军占领上海，包围租界，1937年，杨维骏举家迁回云南。在云南大学政治系就读期间，他和同学建立学生自治会，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毕业后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1949年，成功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杨维骏仕途坦荡。1951年1月，云南省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不到30岁的杨维骏被委任为云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

几年后，经人介绍，杨维骏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1958年，杨维骏和王婉琦成婚。也是在这一年，因不愿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费孝通，杨维骏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如今，杨维骏再回想，却把那些苦日子咂摸出滋味来了。他被分去放牛，牛安静吃草时，他就拿出马恩文选，这一读，让他一下“看到了光明”：“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受挫折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

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也是杨维骏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的二十年。

儿女进幼儿园，因为杨维骏是右派，王婉琦从不敢报丈夫的名字，只说自己是省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省红会院名气大，老师们不会歧视。女儿初中毕业后，面临着下乡当知青，但“右派的女儿到那儿是很受气的”，在亲戚的建议下，夫妇俩只好把女儿送到文艺学校学舞蹈。

即便杨维骏后来彻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在云南省政协的职务，儿女也并未因为父亲的身份沾过什么光。

儿女各自奔着前程远去后，那幢三层小楼，就只剩杨维骏和王婉琦“相依为命”了。他坦言，自己从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对老伴的关心，只体现在行动上。

2014年夏天，王婉琦因心慌，到一家医院吸氧，不想误吸了二氧化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杨维骏和王婉琦怀疑这是腐败分子的报复。因为担心老伴再受伤害，杨维骏陪着王婉琦住了整整一年院。

王婉琦是个闲不住的人。昆明的同学、朋友多，她每个礼拜都要爬山，80岁的年纪，还能一口气从家骑车到翠湖，打拳、跳舞。但近几年，她感到身体大不如前，最多只能走上100米，出门买菜都要保姆推着。

面对这个比她还要衰老的丈夫，王婉琦不时感到照顾的疲累。她说，自己不是贪图享受的人，丈夫人品好，一生为国为民，在这方面她敬重他，但“负担太重了”。

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反腐不付出代价，怎么反腐？”杨维骏说，赞赏他的人很多，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他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只是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了。

“我快一百岁了。”杨维骏又把这句话提起。他的老朋友们大多故去，剩下的，要么看不见、听不见，又或者是因误会断了联系。他说，正是“跟腐败分子生死搏斗的时候”，“想他们没有意义了”。

虽然从未动摇过反腐，但相比从前，话语间，杨维骏似乎多出了不少困惑。

冯清解释，在老人家看来，云南的贪腐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等公共资源被强占后的权钱交易问题，“所以老人家想解决的最终还是归到土地问题，而不仅仅说把一个人抓掉处理就完了。”

有时聊完了正事，杨维骏也会和冯清拉些家常，说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放心不下的事有两件，一是云南的贪腐和土地问题，二是反腐文集的出版，“如果能有一个结果的话，他也能瞑目了”。

早几年，杨维骏身体还算硬朗，常常接待云南各地来的访民。登记得多了，物业的人觉得不耐烦，王婉琦就会出面说是自家的熟人。

农民朴实，有时拎来些自家种的豌豆尖，杨维骏夫妇不肯收，他们便会趁老人不注意撂在门口就跑。

还有农民打电话来感谢。“太谢谢你们了，我们反映的问题解决了。”这种时候，王婉琦倍觉欣慰，“起码我也对他们尽了一点力，帮了点忙。”

10月21日，老夫妻发生口角那天，保姆透露，王婉琦曾悄悄打来电话：“能劝就把他劝回去，不回去就让他吃点苦。”

杨维骏果真坚持“原则”，没回家。第二天一早，放心不下的王婉琦，又跑去了医院。

“您觉得杨老是个什么样的丈夫和父亲？”

“正直。”问了两次，这是王婉琦唯一的答案。

（应受访者要求，冯清为化名）

（参考资料：《杨维骏自传》、《杨维骏争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