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七旬的张大爷在社区医院做完免费体检后，医保账户被扣走30元“家庭医生签约费”。他毫不知情，直到女儿查看消费记录才发觉异常。更让家属愤怒的是，社区医生从未提供慢性病开药服务，“连常用降压药都配不齐，还得去三甲医院排队”。

在吉林某县，这种“幽灵签约”走向更荒诞的极端——
当地卫生院竟为四年前已去世的老人吴某某办理了2022年的家庭医生签约，合同签署日期赫然标注在老人去世四年之后。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多名逝者“被签约”并非个例，暴露出签约人数造假、考核机制虚设的系统漏洞。而这些虚假签约背后，是基层医疗机构套取医保资金与政策补贴的灰色操作。

家庭医生制度本应是老人的“健康守门人”，现实中却沦为形式主义的空壳。法律专家指出，我国《执业医师法》要求医生执业必须绑定医疗机构，而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处于法律模糊地带。
一位基层医生坦言：“我们每月要完成上百份签约指标，但人手只够做慢性病随访，哪能真上门？”更讽刺的是，社区医院常备药不足，老人签约后仍需奔波至三甲医院配药。

患有头痛的老人

在上海，慢性病患者曾面临“社区无药可配”的困境，直到2022年才推行“长处方政策”，允许在社区一次配取三个月药量。
北京直到今年3月才宣布推动社区与三甲医院慢病用药目录统一，并取消社区10%药费自付比例。而早在2015年，浙江桐乡仅4个社区试点高血压、糖尿病用药与市级医院接轨，十年过去，多数地区仍步履蹒跚。

生病药片吃药

法律与监管的双重缺失，让老人成为“silent待宰羔羊”。上海宝山区检察院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59名老人因出借医保卡给药贩子被判刑。
检察官强调：“医保卡仅限本人使用，出借即属违法”。
讽刺的是，当社区医院盗刷老人医保卡签约时，却鲜见追责。吉林案例中，检察机关只能以“行政监管漏洞”为由向卫健局发建议书，而非启动司法程序。

社区医院合同本应明确双方权责，但实际操作中形同虚设。
法律实务文件规定，签约需列明服务内容、频次及药品保障条款，而现实中老人连合同副本都未见过。
“签字？体检表示只让我们按指纹，说是归档用。”一名受骗老人颤抖着说。

（老人可定期通过医保平台查询消费明细；若发现异常扣费，立即向卫健部门投诉并要求退费解约）